山村野花开_山村野花开最新章节_情满月出_笔趣阁

那只包裹是傍晚送到的，没有署名，只有一个模糊的、来自南方的邮戳。

我，陈敬明，七十二岁，退休的大学历史系教授，正坐在书房里，校对我那本关于明代水利工程的专著终稿。

窗外下着雨，不大，但很密，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灰色纱网，把整个世界都罩得有些不真切。

我用裁纸刀划开包裹的胶带，动作很慢，手腕处的老年斑像褪色的地图。

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木盒子，樟木的，散发着一股被时间封存的、沉静的香气。

盒盖没有锁，我轻轻一掀就开了。

里面躺着一枚小小的、雕工粗糙的木鱼。

还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。

照片上，一个女人抱着一个约莫四五岁的男孩，背景是茫茫的水面和远山。

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。

她没有笑，但嘴角有种向上提起的、坚韧的弧度。

男孩很瘦，眼睛却黑亮得惊人，直直地看着镜头外，仿佛在看我。

我的呼吸停滞了一瞬。

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，然后缓慢地、痛苦地收紧。

是她，林水云。

还有那个孩子，水生。

不，他后来不叫水生了。

思绪像决堤的洪水，瞬间冲垮了我用三十多年光阴辛苦垒砌的堤坝，把我卷回了那个潮湿、闭塞、只有水声和风声的山村水库。

那一年，我三十五岁。

一九七六年，我作为“待清查的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被从大学的讲台上直接“下放”到了青龙山水库。

那是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偏僻地方。

送我来的吉普车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了整整一天，最后停在了一排灰扑扑的平房前。

水库管理处的主任姓王，是个粗壮的汉子，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件需要小心处理的危险品。

“陈敬明，”他对着手里的文件，念出我的名字，语气生硬，“以后你就住这儿，负责看守五号闸门，顺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”

他指向不远处水边的一栋独立的小泥屋。

“那儿，林水un家。她男人前年修水坝的时候掉下去，没上来。家里就她跟一个娃。你住她家西边那间，跟她家就隔一道帘子。互相监督。”

“互相监督”四个字，他说得格外重。

我拎着我那只破旧的行李箱，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，全是书。

我走向那栋小泥屋，脚下的泥土湿滑黏腻，空气里满是水汽和不知名野草腐烂的味道。

门是虚掩的。

我推开门，一股潮湿的霉味混杂着淡淡的烟火气扑面而来。

屋里很暗，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。

一个女人正背对着我，在灶台前忙碌。

她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褂子，身形单薄，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倒的芦苇。

听到动静，她回过头。

就是照片上的那张脸，只是年轻了许多，也憔悴了许多。

她的眼睛很静，像水库深处的水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

“你是陈同志吧，”她开口，声音很低，也很轻，“王主任打过招呼了。西屋我收拾出来了，你住吧。”

她指了指左手边用一张破旧床单隔开的空间。

那就是我的“房间”。

一张木板床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，没了。

我把行李箱放在墙角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吃饭吧。”她没有多看我，转身从锅里盛出两碗东西。

是红薯粥，稀得能照见人影，上面飘着几根咸菜。

她把一碗推到我面前，自己端着另一碗，坐到小板凳上，又把一个更小的碗放在地上，里面是粥和捣碎的咸菜。

一个瘦小的孩子从门后探出头来，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跑到女人身边，蹲在地上，小口小口地吃起来。

那就是我们的第一顿饭。

沉默的，压抑的。

我能感觉到那孩子好奇又警惕的目光，像只小兽。

而那个女人，林水云，自始至终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。

她只是吃，然后收拾碗筷，整个过程安静得像一幅静物画。

晚上，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听着隔壁传来的轻微呼吸声，还有窗外水库永不停歇的拍岸声。

哗啦，哗啦。

那声音像时间的叹息，要把人所有的意志都磨碎。

我睁着眼睛，看着屋顶的黑暗，感觉自己像被活埋了。

我和林水云的“同居”生活，就这样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中开始了。

我们像两条生活在同一个鱼缸里却互不相干的鱼。

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烧水，做饭，然后去水库的养殖场干活，或者上山采草药、挖野菜。

孩子叫小山，总是跟在她身后，像条小尾巴。

我则每天去五号闸门报到，工作很简单，就是记录水位，清理一下闸口的杂物。

大部分时间，我都是一个人坐在闸门边，对着茫茫的水面发呆。

我们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。

这堵墙，是身份的鸿沟，是世俗的偏见，是那个时代强加给我们的隔阂。

我是一个从城里来的、戴着“帽子”的知识分子。

她是一个偏远山村的、无依无靠的寡妇。

我们被强行捆绑在一起，成了彼此生活中的一个尴尬存在。

村里的人看我的眼神是鄙夷和警惕的。

看她的眼神，则多了几分暧昧和嘲讽。

我偶尔能听到一些风言风语。

“一个寡妇家，住进个城里来的男人，像什么话。”

“还是个‘坏分子’，指不定安的什么心。”

林水云对这些话置若罔闻。

她就像水库边上的一块石头，任凭风吹雨打，浪花拍击，始终沉默着，坚硬着。

我们之间唯一的交流，是饭桌上的碗筷碰撞声。

她会把饭菜做好，给我留一份在锅里。

我吃完，会自己把碗洗干净。

这是一种默契，一种小心翼翼维持的、脆弱的平衡。

我试图保持我最后的尊严。

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点上一小截蜡烛，偷偷看我带来的那些书。

那些文字，是我唯一的慰藉，是连接我与过去那个文明世界的最后一条线。

有一次，我看得太晚，被她起夜时发现了。

她站在帘子那边，身影在昏黄的烛光下显得模糊。

我以为她会去告发我。在当时，这些书都是“毒草”。

但她只是沉默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费油。”

说完，就转身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的桌上多了一盏小小的煤油灯，灯油是满的。

我看着那盏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我不知道她是出于同情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但那一刻，我感觉我们之间的那堵墙，似乎有了一丝裂缝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暴雨的夜晚。

山里的雨说来就来，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的瓦片上，噼里啪啦，像要将这间小泥屋吞噬。

我白天在闸口巡查时淋了雨，晚上就开始发高烧。

我躺在床上，浑身滚烫，骨头像散了架一样。

意识在清醒和模糊之间摇摆。

我感觉自己像一条搁浅的鱼，在绝望地等待死亡。

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。

然后，是她焦急的声音，第一次带了情绪：“陈同志？陈同志！你醒醒！”

我努力睁开眼，看到林水云的脸就在我上方。

她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了，几缕贴在脸颊上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

“你发烧了，烧得很厉害。”她说，“得请个医生。”

“没用的，”我声音嘶哑，“这种地方……哪有医生。”

“有！我去叫！”

她说完，抓起一件蓑衣就冲进了雨里。

我看着她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。

我们非亲非故，甚至算得上是“阶级敌人”，她为什么要这样为我？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带着一个背着药箱的老人回来了。

两人浑身都湿透了。

老人给我扎了针，又开了一些草药，嘱咐了几句就走了。

林水云把草药熬好，一口一口地喂我喝下。

药很苦，苦得我舌根发麻。

但那股暖流顺着喉咙流进胃里，却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暖意。

那一夜，她没有回自己的床。

她就坐在我的床边，时不时用湿毛巾给我擦拭额头和手心。

我烧得迷迷糊糊，总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，生病时母亲也是这样守着我。

后半夜，我退了烧，人也清醒了一些。

我看到她趴在床沿睡着了，眉头依然紧锁着。

煤油灯的火苗轻轻跳动，映着她清瘦的脸。

我第一次这么近地、这么仔细地看她。

她的皮肤因为常年劳作而显得粗糙，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。

但她的眉眼很清秀，鼻梁很挺，嘴唇的形状很倔强。

这是一个被生活磨砺得失去了光彩，但依然保留着风骨的女人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那点可怜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优越感，彻底崩塌了。

在她面前，在她的善良和坚韧面前，我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。

天亮时，她醒了。

看到我睁着眼睛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连忙站起来。

“你好些了？”

我点点头，挣扎着想坐起来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说，声音还有些沙哑。

她摇摇头，转身去给我倒水，低声说：“你是个好人。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好人”这个词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。

从我被下放的那天起，我就是“坏分子”、“牛鬼蛇神”，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。

她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，说我是“好人”的人。
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眼眶有些发热。

那场病，像一场洗礼，冲刷掉了我们之间大部分的隔阂。

我们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
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临时的、被监管的房客。

她也不再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提防的危险人物。

我开始主动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

劈柴，挑水，修补漏雨的屋顶。

我的身体很瘦弱，干这些活很吃力，经常弄得自己腰酸背痛。

但每次看到她接过我挑来的水时，嘴角那一闪而过的、淡淡的笑意，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。

她的话依然不多，但我们之间开始有了真正的交流。

她会告诉我，哪种蘑菇有毒，哪种草药可以治跌打损伤。

我会告诉她，山那边是什么样子，城里最高的楼有多高。

小山也不再那么怕我了。

他会偷偷地看我读书，小脸上满是好奇。

我开始教他认字，念唐诗。

我没有纸笔，就用树枝在地上写。

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”

我念一句，他跟着念一句，声音稚嫩，却很认真。

林水云就在一旁，一边缝补衣服，一边静静地听着。

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给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

那一刻，我产生了一种错觉。

仿佛我们不是两个被命运随意抛掷到一起的陌生人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家庭。

一个残缺的、临时的、却又带着一丝暖意的家庭。

这种感觉让我感到恐慌，又有些贪恋。

我知道，这是不应该的。

我还有妻子，有孩子在城里等着我。

虽然在我出事后，妻子为了划清界限，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联系了。

但我不能，也不该，在这里产生任何不该有的念想。

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，把对她的感激和亲近，都定义为“革命同志般的互助”。

但有些东西，是克制不住的。

尤其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两个孤独的灵魂，太容易互相取暖。

那天，养殖场的鱼出栏，分给我和她几条。

她做了满满一大锅鱼汤，奶白色的，鲜美无比。

她给小山盛了一大碗，也给我盛了一大碗。

“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”她说。

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子，喝着热腾腾的鱼汤。

屋外是清冷的月光，屋内是温暖的灯火。

小山吃得满嘴是油，开心地笑着。

林水云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慈爱。

然后，她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
她的目光在灯光下，亮得惊人。

那一刻，我读懂了她眼神里的东西。

有感激，有依赖，还有一种更深沉的、我不敢去触碰的情感。

我的心猛地一跳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。

我仓皇地低下头，假装专心地喝汤。

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已经不一样了。

那道无形的墙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已经消失了。

我们之间，只隔着那道薄薄的、象征性的布帘。

日子在平静中一天天流过。

春去秋来，水库边的野花开了又谢。

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快三年了。

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

习惯了每天听着水声醒来，习惯了吃她做的粗茶淡饭，习惯了教小山念“床前明月光”。

我甚至开始觉得，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城里的风风雨雨，那些倾轧和斗争，似乎都离我很远了。

在这里，我只是一个看守闸门的陈敬明。

一个能帮林水云挑水劈柴，能教小山认字的男人。

这种简单和纯粹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宁。

我和林水云之间，依然保持着最后的界限。

我们睡在各自的“房间”，中间隔着那道布帘。

但我们的心，却在一天天地靠近。

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言语的默契。

她一个眼神，我就知道她是累了，还是心情不好。

我一声咳嗽，她就会默默地给我端来一杯热水。

我们就像两棵生长在悬崖边的树，为了抵御风雨，根系在看不见的地下，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。

村里的流言蜚语从来没有断过。

王主任也找我谈过几次话，警告我“注意影响”，“不要犯生活作风的错误”。

我只是沉默地听着。

我知道，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。

在这个非黑即白的世界里，没有人会相信男女之间存在纯洁的友谊，尤其是在我们这种“成分不好”的人之间。

有一次，村里几个爱嚼舌根的女人，当着林水云的面，说的话很难听。

“一个寡妇，一个坏分子，天天待在一个屋里，能干出什么好事？”

“看她儿子，跟那个姓陈的长得越来越像了。”

小山当时就在旁边，听到这话，气得捡起石头就想砸过去。

林水云一把拉住了他。

她没有哭，也没有骂，只是冷冷地看着那几个女人。

“我林水云行得正坐得端，”她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，“你们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去公社告你们，告你们破坏对‘改造人员’的监管工作！”

那几个女人被她的气势镇住了，讪讪地走了。

晚上，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水边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
我走过去，在她身边坐下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低声说，“是我连累了你。”

她摇摇头，擦了擦眼泪。

“不怪你。”她说，“这世道，本就容不下我们这样的人。”

她转过头，看着我，月光下，她的眼睛像两汪清泉。

“陈敬明，”她第一次叫我的全名，“你是个好人。我知道。”

“水云……”我喉咙发紧。

“别说了。”她打断我，“我什么都明白。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你迟早是要走的。”

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我心疼。

“我走了，你和小山怎么办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她沉默了很久，才轻轻地说：“我们有我们的命。”

那一晚，我们聊了很多。

聊她的丈夫，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，是如何在修水坝时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。

聊我的妻子，那个曾经和我一起吟诗作对的大家闺秀，是如何在我出事后递上离婚申请书的。

我们像两个溺水的人，互相倾诉着彼此的伤痛，以此来汲取一点活下去的力量。

夜深了，水面起了雾。

“回去吧，冷。”我说。

她站起来，走了两步，又停下。

她转过身，看着我，忽然问：“陈敬明，如果……如果没有以后，你会不会……愿意留下来？”

我的心像被重锤击中。

我看着她，看着她眼里的期盼和脆弱。

我多想说“我愿意”。

但我不能。

我不能给她一个我无法兑现的承诺。

我沉默了。

她眼里的光，一点点地暗了下去。

她自嘲地笑了笑，“我胡说什么呢。回去吧。”

她转身，走进了那间小泥屋。

我看着她的背影，感觉自己的心被撕成了两半。

那一晚，我第一次失眠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反复问自己：陈敬明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

是回到那个已经物是人非的城市，去争一个虚无缥缈的“平反”？

还是留在这个贫瘠但真实的地方，守护这一灯如豆的温暖？

我没有答案。

一九七九年春天，一封来自北京的信，打破了水库的平静。

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寄来的。

信上说，形势变了，很多冤假错案都在平反。他正在帮我活动，让我无论如何要抱有希望。

我拿着那封信，手微微颤抖。

希望。

多么奢侈的一个词。

我把信给林水云看。

她看得很慢，很仔细，仿佛要看懂每一个字。

看完后，她把信还给我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“这是好事。”她说。

“如果……如果我真的能回去了……”我看着她，试探地问。

“那就回去。”她打断我，语气很平静，“你本就不属于这里。”

我心里一沉。

我原以为她会有些不舍，或者至少会问我，回去了还会不会记得她。

但她没有。

她表现得比我还冷静，还豁达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她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。

她不再等我一起吃饭。

她也很少再和我说话。

我们之间，仿佛又回到了最初那种相敬如“冰”的状态。

我心里很难受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
我能感觉到，她是在用这种方式，逼着我离开，逼着我斩断对这里的眷恋。

她越是这样，我心里就越是挣扎。

终于，那一天还是来了。

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水库，带来了我的平反通知书。

我恢复了名誉，恢复了工作，可以立刻返回北京。

王主任握着我的手，满脸堆笑，说着“恭喜恭喜”。

村里的人也都围过来看热闹，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敬畏。

我像一个被簇拥的英雄。

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

我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，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她不在。

我跟王主任请了个假，说要回去收拾东西。

我跑回那间小泥屋。

她正在灶台前，给小山做饭。

我的行李已经被她收拾好了，就放在门口。

里面除了我的书和衣服，还多了一个布包，沉甸甸的。

我打开一看，是晒干的鱼干和一些山里的干货。

还有一双崭新的布鞋，鞋底纳得密密麻麻，针脚细密得让人心疼。

“水云。”我叫她。

她没有回头。

“车在等你了，快走吧。”她的声音闷闷的。

“我……”我走到她身后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。

我想说，等我回去安顿好了，就来接你和小山。

我想说，这三年的恩情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
我想说，其实我……

但这些话，在她的沉默面前，都显得那么虚伪和无力。

小山从屋里跑出来，拉着我的衣角，仰着头问：“陈叔叔，你要走了吗？”

我蹲下身，摸了摸他的头。

“叔叔要回城里了。”

“你还会回来吗？”他问，眼睛里满是不舍。

我看着他酷似林水云的眼睛，心如刀绞。

“会的。”我说，“叔叔一定会回来看你的。”

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不敢去看林水云。

我怕看到她失望的眼神。

吉普车的喇叭声在催促。

我必须走了。

我站起来，最后看了林水云的背影一眼。

她依然背对着我，肩膀瘦削，倔强地挺立着。

我咬了咬牙，转身走出了那间我住了三年的小泥屋。

车子开动的时候，我从后视镜里看到，她终于追了出来。

她没有哭，也没有喊。

她只是抱着小山，静静地站在路边，看着我的车越开越远，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。

那一刻，我终于忍不住，泪流满面。

回到北京后，我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。

补发工资，分配住房，恢复职称。

一切都像一场梦。

我试图联系林水云。

我给她写信，寄钱，寄粮票。

第一封信，她回了。

信是小山代笔的，字写得歪歪扭扭。

信上说，她们都很好，让我不要挂念。钱和票都收到了，但以后不要再寄了，她们自己能过活。

我看了信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我继续写，继续寄。

但那些信，都如石沉大海，再也没有回音。

后来，我娶了现在的妻子。

她是我的同事，一个温婉的知识女性。

我们有共同的语言，相似的经历。

我们的结合，更像是一种抱团取暖，一种对安稳生活的妥协。

我跟她坦白过在水库的那段经历，但隐去了很多细节。

我只说，那是一个善良的农妇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。

妻子很通情达理，她说，有机会我们应该去看看她，报答她的恩情。

我说好。

但这个“好”字，一拖就是三十多年。

我忙于工作，忙于评职称，忙于带学生。

我把那段记忆，连同那个叫林水云的女人，一起尘封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。

我告诉自己，她可能已经改嫁了，有了新的生活。

我告诉自己，我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联系，对她才是最好的。

我用这些理由来说服自己，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。

我以为，我已经把她忘了。

直到今天，这个来自南方的包裹，像一把钥匙，重新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

洪水滔天。

我坐在书房里，手里攥着那枚粗糙的木鱼，看着照片上她平静的脸。

我的妻子走了进来，给我披上一件外衣。

“老陈，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对。”

我把照片递给她。

她看了看，有些疑惑，“这是……”

“她叫林水云。”我说，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磨过，“是……是当年在水库照顾我的那个人。”

妻子愣住了。

“那这个孩子……”

“是她的儿子，小山。”

“这个包裹是谁寄来的？”

我摇摇头，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拿起电话，颤抖着拨通了青龙山水库管理处的电话。

电话号码是我多年前托人要到的，一直存在本子里，却从来没有拨过。

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。

是一个年轻的声音。

我报上我的名字，说我想找一个叫林水云的人。

对方说他不知道，要去问问老主任。

过了很久，电话那头换了一个苍老的声音。

是当年的王主任。

“是陈教授啊！”他的声音又惊又喜，“哎呀，都这么多年了！”

我们寒暄了几句。

我终于忍不住，问出了那个我最想知道的问题。

“王主任，林水云……她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
长久的沉默，让我心一点点地往下沉。

“老陈啊，”王主任的声音变得很沉重，“你……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“她……她不在了。”

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。

“走了有五年了。”王主任叹了口气，“癌症。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了，没受多少罪。”

“她……她后来……结婚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王主任说，“你走后，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水库。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直到几年前，她病重了，才托人把骨灰送回村里，安葬在她男人旁边。”

“那……这个包裹……”

“是她儿子寄给你的。”王主任说，“这孩子，叫水生。林水云给他改的名。他说，是你的姓，加上她的名，陈水生。”

陈。水。生。

我的眼泪，终于决堤。

“她走之前，留了话。”王主任的声音在电话那头，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“她说，让你不要愧疚。她说，你当年承诺会回来看她，她信了。她等了你一年。后来不等了，不是不信了，是想通了。”

“她说，你是一条要游回大海的鱼，那个小水库，留不住你。她要是把你硬留下，就是害了你。”

“她还说，她这辈子，最高兴的事，就是认识了你。因为你让她儿子认了字，读了书。她说，有了文化，孩子就不会像她一样，一辈子困死在山里。”

“那个包裹里的东西，是她亲手给你准备的。那条木鱼，是她男人留下的遗物，她一直带在身上。她说，送给你，就当是个念想。”

“最后……最后她托她儿子转告你一句话。”

王主任顿了顿，仿佛在酝酿情绪。

“她说：陈敬明，青龙山的水是冷的，但你住过的那间屋子，灯是暖的。我不怨你。每个人，都有自己要渡的河，要上的岸。”

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失声痛哭。

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，在自己的书房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我哭的，是她的苦。

我哭的，是她的善。

我哭的，是我的懦弱和自私。

我以为我给了她希望，其实我给了她更深的绝望。

我以为我离开了是对她好，其实我是最残忍的逃兵。

她用她的一生，原谅了我的背叛。

她用她的沉默，守护了我可笑的尊严。

我欠她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

挂了电话，我枯坐了很久。

妻子一直默默地陪着我，给我递上热茶。

“老陈，”她轻声说，“王主任把她儿子的电话给我了。”

我抬起头，看着她。

她的眼神里没有责备，只有理解和同情。

“打一个吧。”她说，“有些事，总要面对。”

我看着桌上的那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串陌生的号码。

陈水生。

我的……儿子。

不，我没有资格这么叫他。

他是林水云用一生的苦难，独自浇灌长大的树。

我只是那个，曾经在他生命里，短暂地投下一片阴凉，然后又匆匆离去的过客。

我拿起电话，手指却重如千斤。

我该跟他说什么？

说对不起？

三十多年的亏欠，一句“对不起”又有什么用？

我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按下了那个号码。

电话通了。

“喂，你好。”

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，沉稳，有礼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南方口音。

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

“你好，”我说，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，“我……我叫陈敬明。我收到了……你寄来的包裹。”

电话那头，沉默了。

我能听到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。

良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

“陈……叔叔。”